中国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何引起台湾忧虑？

中国7月1日起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明文指出依法追究“境外组织和个人”破坏民族团结进步、制造民族分裂行为。

中方学者视新法律为反制分裂的“法治利器”，台湾方面则批评该法律采取“非统即独”逻辑，令台湾民众“自我审查”，同时阻止其他国家的人“挺台湾”。

有日本政治人物表达忧虑，未来公开支持台湾，理论上可被该法律追究。另有学者分析，台湾若在两岸交流活动主张“对等尊严”原则，也将面临挑战。

哪些群体恐受影响？

台湾东海大学中国大陆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副执行长洪浦钊向BBC中文表示，法例并没有具体界定甚么是“破坏民族团结进步”或“制造民族分裂行为”，留下相当大的法律解释空间。哪些行为构成违法，最终仍由中国官方解释与认定。

他指出，即使中国当局没有能力在台湾全面执法，透过限制入境、行政制裁、公开点名、商业施压，都足以形成政治效果，首当其冲是一些经常往返两岸，在中国大陆工作、投资或有家庭连结的人，以及学者、媒体工作者、民间团体与公共评论者。

“只要有人因为担心被点名、限制入境，影响自己在中国的工作与生活，而选择沉默或改变言行，法律战就已经产生效果。”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庄嘉颖向BBC中文表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一方面把境外执法合理和合法化，另一方面在法理上扩张红线范围，为限制言论和行为留下更多余地，料对中国境外人士造成寒蝉效应。

他留意到法例第44条，提到“归国华侨联合会”和“台湾同胞联谊会”等组织，要面向所联系的领域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

“这样对不同组织指名道姓，让人容易猜测他们是否被授权在中国境外协助执法。”

值得注意的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表明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或法律责任，但条文没有列明具体罚则。

总部位于北京的高朋法律律师事务所、台籍律师杨势如接受媒体访问时解释，该法是一部基础性的综合法律，故不直接设定具体刑罚，如果有人违法，中国司法机关依据大陆《刑法》来定罪，例如《刑法》当中的“分裂国家罪” 或“煽动民族仇恨罪”。

杨势如表示，相关罪行有严格构成罪行的要件，必须是 “组织、策划、实施”了具体的破坏行为，才达致刑事犯罪的标准。

法律成“反分裂”工具？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6月24日举行记者会，司法部副部长胡卫列表示，要以法制化手段抵御各类境外涉民族领域的不法行为，批评一些西方媒体对法律进行歪曲解读，“抹黑为治外法权、长臂管辖”。

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徐晓全接受媒体访问时指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反制分裂的“法治利器”，亦是两岸最终实现完全统一的法治支撑。

台湾中央社引述国安人士分析，未来台湾学者主张台湾不属于中国，或外国政要公开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都可能遭中方片面认定违法。

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批评，条文中“破坏民族团结进步、制造民族分裂行为”缺乏明确定义，提醒民众赴陆要注意风险。

他并指出，即使没有新法律，中共也可以用任何莫须有罪名加诸于人，人权工作者李明哲、八旗文化总编辑富察都是案例。“多了这部法律、少了这部法律，我们（台湾人）到中国大陆一样都是有风险的，风险是一样的。”

两岸交流门槛更紧？

今年3月中国通过法例后，台湾陆委会随即召集专家举行座谈会，讨论法律对台影响。

陆委会引述不具名的专家指，以往中国策略是“反独促统”，对于“台独”有明显定义，但新法例采取“非统即独”的逻辑，不支援统一可被视为“台独”。在这种压力下，台湾民众表态两岸维持政治现状的空间恐被没收。未来两岸交流活动，不排除民众须先表明“支持统一”立场。

政治学者洪浦钊指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21条列明中国“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增进台湾同胞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荣誉感”，以及增强“同属中华民族、同是中国人”的认识。

他分析，在这样的法律架构下，凡是不符合这套政治论述的言论、交流活动或公共主张，都可能面临更严格的政治解读，未来中方很大可能将该法例作为推动两岸交流的重要依据，活动是否符合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法律目标，成为中国衡量两岸交流的重要标准。

洪浦钊直言：“台湾主张的‘对等尊严、健康有序’，势必面临新的挑战。”

反制外国“挺台湾”？

新法例亦引起外国政治人物忧虑“挺台”言行会否触法。

日本自民党籍东京都千代田区议员白川司在6月21日投稿商业杂志《President》，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含域外适用条款，日本人表明支持台湾，理论上可能成为该法第63条的追究对象。

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表示，其他国家的人或会忧虑因“挺台湾”而触法。他举例，早前有纽西兰的议员访台，随即遭到中国制裁。

学者洪浦钊分析，这项法律本身具政治宣示与威吓作用，中方希望支持台湾的国际人士在公开发言、参与交流或政治表态前，会多考量可能承受的政治成本。

他认为，与台湾互动密切的民主国家，例如日本、美国及欧洲国家的国会议员、地方民意代表、智库学者、人权团体、NGO，以及长期参与台湾议题的研究机构，都可能成为中国法律宣示的对象，增加部分人士参与台湾相关活动时的政治顾虑，亦影响未来交流的意愿与方式。

学者庄嘉颖表示，在新法例下，中国政府可以在任何地方，针对任何国籍人士。在其他国家眼里，会视这种“境外执法”是干涉内政，暂时可以先观察中国在境外执法的力度和范围，以及外国是否接受，是让它正常化，还是作出反制。

他相信，这个持续磨合过程，最终会影响中国境外执法的实际范围，以及法律实质带来多大的寒蝉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