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贸易摩擦加剧，默茨暗示推中国版《广场协议》会成功吗？

德国总理默茨（Friedrich Merz；梅尔茨）身上的一个重要标签，就是他对已故美国总统里根（Ronald Reagan）的崇拜。他也像自己的偶像一样，推崇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以及跨大西洋的亲善关系。对于1980年代在里根治下美日之间的汇率谈判，以及最终签下的《广场协议》（The Plaza Accord），默茨可能比大多数欧洲政客都更为熟悉。

默茨可能突然发现，自己和里根在1980年代处于类似的境遇：欧盟破产企业数量已升至2015年以来最高水平；德国在2025年流失了14.3万个工业岗位；欧洲大多数地区增长乏力，工业产出下滑。欧盟领导人于6月18日举行峰会，讨论如何应对中国挑战。

正是在这次峰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默茨直接点名中国，说人民币被低估了30%，中国靠“不公平补贴”制造过剩产能，汇率不自由兑换“不可接受”；随即，他明确表示，欧盟应效仿1985年的《广场协议》，针对“一些货币被低估多达30%的国家”开展国际对话，此番表态被广泛认为是指向中国和人民币。

但对中国人来说，默茨这番话触动的不仅是对贸易摩擦的担忧，还踩到了一根敏感神经——《广场协议》在中国长期被视为前车之鉴，日本签下这份协议后，进入了持续数十年的经济停滞。默茨把这段历史搬到台面上，等于向中国人暗示一个他们不愿看到的历史重演。

欧盟对华逆差：每天10亿欧元

但默茨只是把欧盟许多人已经在想的事情，用最直白的方式说了出来。过去两年，中欧贸易摩擦的密集程度，已经让人开始认真讨论一个曾经不可想像的问题：中欧贸易战。

只是在特朗普掀起的全球关税热潮中，中欧这些摩擦显得不那么戏剧化。

2024年10月，欧盟委员会对从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征收为期五年的反补贴税。此外，壁垒还在从电动汽车向光伏、钢铁、电商蔓延。6月8日，对华钢铁关税也正式通过。

中国也在反制，对欧盟白兰地征收反倾销税27.7%至34.9%，并在世界贸易组织（WTO）正式挑战欧委会的反补贴税计算方法。

更让欧盟头疼的是，加税也挡不住。2026年一季度，中国汽车对欧出口43.84万辆，同比增长84.7%。4月，中国品牌在欧洲市场份额达9.8%，创历史新高。

关税垒得越高，车卖得越多。2025年，欧盟与中国的货物贸易逆差约为每天10亿欧元（11.4亿美元；77.5亿元人民币；363亿元新台币），大约是疫情前的两倍。尤其是德国，自中国的进口持续上升，而对华出口则大幅下降。

但真正让北京担忧的，不是这些反倾销调查。

欧洲智库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ICS）经济与产业主任雅各布·冈特（Jacob Gunter）向BBC中文指出，目前在推进中的措施，尚无一项能达到电动汽车关税的规模。北京真正担忧的是网络安全法规和《工业加速法》中的“欧洲优先采购”要求，前者可能影响中国对欧出口的大量产品，后者将直接冲击中国企业在欧洲采购市场的地位。

香港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邓希炜教授向BBC中文表示：“任何被视为拥有强大竞争力、并可能对一国现有关键产业中的龙头企业构成竞争压力的产业，均有可能面临类似的贸易或投资限制。”

“学界近年开始以‘中国冲击2.0’来形容这一现象，即具备创新能力及高生产力的企业正加快‘走出去’步伐，初期主要为拓展供应链，如今则进一步探索海外销售机会。”邓希炜表示。

但这是否会越过某个临界点演变为全面贸易战？

“中欧之间不会演变成贸易战，这只是一个纯粹的贸易不平衡问题，没有政治因素在里面，所以是可以通过谈判解决的。”香港中文大学庄太量教授给出的逻辑是，中欧和中美有本质差异。

“美国同中国除了贸易不平衡之外，还有科技战，以及老大和老二之间的政治争端。欧洲则不需要同中国争当老大。”

庄太量说，即便中国忍让，美国一样会继续打压，“因为打压中国本身就是美国的目标”。而中欧之间不存在争夺第一的问题，“所以中欧关系纯粹是贸易不平衡，而贸易不平衡基本上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

雅各布·冈特也认为，“我们距离贸易战并不特别近，不存在迫在眉睫的贸易冲突即将爆发的迹象”，最近的欧洲理事会会议似乎已经给此前一些较为激进的提议踩了刹车。

但他提醒，局势存在进一步升级的潜力，北京今年以来一直在快速完善其经济安全工具箱，这些工具大多尚未被大规模使用。更重要的是，特朗普与习近平峰会之后，美国有所退让，这给了北京一个相对有利的升级窗口期，不必再担忧同时应对多线贸易战。

谈判也确实在进行。6月29日，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Maros Sefcovic）与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在布鲁塞尔会面，这是2019年以来中欧首次发表贸易联合声明。

谢夫乔维奇表示，从现在到10月之间，双方团队有足够时间交付切实成果。但他也强调，当前欧中贸易失衡“是不可持续的，维持现状绝非可行选项”。10月期限与下一届欧盟领导人峰会吻合。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30日回应中欧谈判进度时说：“我们想指出的是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中欧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欧盟面临的问题根源不在中国。”

“解决双方经贸关系的钥匙在于深化中欧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中方愿同欧方加强沟通协商，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以建设性方式妥善处理贸易分歧，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

《广场协议》的敏感度

默茨提到广场协议，其实背后是让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升值意味着中国产品在欧盟变贵，欧盟产品在中国变便宜，从而缩小逆差。在经济学上看来，这确实是一种平衡贸易的方式。

但在中国也广为流传的叙事：1985年，美国在纽约广场饭店（the Plaza Hotel, New York）设局，逼迫日元升值，搞垮了日本经济。这个叙事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广场协议”四个字本身就成了“西方用汇率武器摧毁竞争对手”的代名词。

然而，亲历者的讲述要复杂得多。

美国联邦储备局前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生前在回忆录《时运变迁》（Changing Fortunes）中证实，时任日本大藏大臣竹下登主动提出，日本可以承受10%至20%的日元升值，而美国原来想的是10%就谢天谢地了。

日本为什么要主动？1985年时，美国对日本的贸易不平衡极为不满，酝酿了很多保护主义措施。日本政府担心，如果日元升值幅度不够大，美国会把市场大门彻底关上。日元升值总比失去整个美国市场要好。而日本经济当时正从“出口主导”向“消费主导”转型，更强势的日元有利于消费者买到更便宜的外国商品，也有利于日本企业到海外投资。

《广场协议》后，日本出口也并未崩溃。1986年日本贸易顺差占GDP比例达最高值4.4%，日元升值后日本企业反而更注重质量而非价格，竞争力更强，开始“走出去”成为跨国公司。

那么日本经济为什么会崩？又为何陷入失落的20年？庄太量教授向BBC中文解释：“当年真正搞垮日本经济的，并不是《广场协议》本身，而是协议之后五年日本的利率政策，这个利率政策允许利率过于急促地大幅上升和下降，才造成了后来那一连串问题。”

《广场协议》后，日本央行连续五次下调利率，从5%降至2.5%，热钱涌入楼市股市，资产泡沫膨胀。到了1989年，日本银行连续加息，利率从2.5%升至6%，戳破了泡沫。急速减息，再急速加息，才是致命的组合。

中国 vs 1985年的日本

那么，默茨想要的“第二次广场协议”，能不能搞成？

庄太量教授的回答很干脆：“人民币不可能像日元那样被外力推着升值，因为人民币不是国际货币，不像日元那样可以被其他国家干预。”

他说，当年日元是国际货币，有足够多的国家和资金就能把日元往上推。“但人民币不是这种货币，你无论怎么联合都不可能把人民币推上去，因为人民币是受管制的，而且外国也没有足够的人民币去推高它。所以关键还是看中国自身的选择。”

他指出，即便中国自己想让人民币升值，“也不会像当年的日元那样突然急升，而更可能是逐步慢慢升值的。因此并不存在人民币会大幅急升、急速升值的问题”。

邓希炜教授从另一个角度得出同样的判断：“考虑到中国人民银行（央行）目前透过资本管制及其他政策工具来稳定人民币汇率波动，我并不预期人民币在短期内会出现显著升值。”

他同时提醒：“然而，从经济学角度而言，人民币若能适度升值，或有助于缓解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与投资摩擦。”

更关键的是，中国会不会重演日本式的利率政策失误。庄太量认为：“中国现在利率已经很低了，即使人民币急速升值，中国也不存在进一步减息，从而急速踩油门再急速煞车的问题，也不会出现未来突然急速加息的问题。所以中国经济不会因此而破裂。”

邓希炜教授补充了一个认知背景：“不少中国学者认为，《广场协议》是其后资产泡沫爆破的重要诱因之一，并被视为日本‘失落的数十年’的开端。这些历史经验在中国学术界已有深入研究，并很可能对当前政策制定者的思维产生一定影响。”

庄太量教授还提到了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判断：“人民币快速升值可能会带来资本流入，资产价格上涨。考虑到中国目前房价下跌、通膨接近零，这对中国来说未必是坏事，只是会对出口造成一些伤害，但影响程度会比较有限。”

雅各布·冈特从地缘政治角度给出判断，当年《广场协议》之所以能够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特定的地缘政治背景：彼时日本的安全保障高度依赖美国，这种安全关系赋予华盛顿相当大的筹码，使东京难以简单地拒绝协议。

“中国的处境恰恰相反。它正与美国展开战略竞争，而非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障。鉴于这一地缘政治现实，几乎没有理由认为北京会接受广场协议式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