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實施「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為何引起台灣憂慮？

中國7月1日起實施「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明文指出依法追究「境外組織和個人」破壞民族團結進步、製造民族分裂行為。

中方學者視新法律為反制分裂的「法治利器」，台灣方面則批評該法律採取「非統即獨」邏輯，令台灣民眾「自我審查」，同時阻止其他國家的人「挺台灣」。

有日本政治人物表達憂慮，未來公開支持台灣，理論上可被該法律追究。另有學者分析，台灣若在兩岸交流活動主張「對等尊嚴」原則，也將面臨挑戰。

哪些群體恐受影響？

台灣東海大學中國大陸暨區域發展研究中心副執行長洪浦釗向BBC中文表示，法例並沒有具體界定甚麼是「破壞民族團結進步」或「製造民族分裂行為」，留下相當大的法律解釋空間。哪些行為構成違法，最終仍由中國官方解釋與認定。

他指出，即使中國當局沒有能力在台灣全面執法，透過限制入境、行政制裁、公開點名、商業施壓，都足以形成政治效果，首當其衝是一些經常往返兩岸，在中國大陸工作、投資或有家庭連結的人，以及學者、媒體工作者、民間團體與公共評論者。

「只要有人因為擔心被點名、限制入境，影響自己在中國的工作與生活，而選擇沉默或改變言行，法律戰就已經產生效果。」

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莊嘉穎向BBC中文表示，「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一方面把境外執法合理和合法化，另一方面在法理上擴張紅線範圍，為限制言論和行為留下更多餘地，料對中國境外人士造成寒蟬效應。

他留意到法例第44條，提到「歸國華僑聯合會」和「台灣同胞聯誼會」等組織，要面向所聯繫的領域開展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工作。

「這樣對不同組織指名道姓，讓人容易猜測他們是否被授權在中國境外協助執法。」

值得注意的是，「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表明會依法追究刑事責任或法律責任，但條文沒有列明具體罰則。

總部位於北京的高朋法律律師事務所、台籍律師楊勢如接受媒體訪問時解釋，該法是一部基礎性的綜合法律，故不直接設定具體刑罰，如果有人違法，中國司法機關依據大陸《刑法》來定罪，例如《刑法》當中的「分裂國家罪」 或「煽動民族仇恨罪」。

楊勢如表示，相關罪行有嚴格構成罪行的要件，必須是 「組織、策劃、實施」了具體的破壞行為，才達致刑事犯罪的標準。

法律成「反分裂」工具？

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在6月24日舉行記者會，司法部副部長胡衛列表示，要以法制化手段抵御各類境外涉民族領域的不法行為，批評一些西方媒體對法律進行歪曲解讀，「抹黑為治外法權、長臂管轄」。

中國社科院台灣研究所研究員徐曉全接受媒體訪問時指出，「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是反制分裂的「法治利器」，亦是兩岸最終實現完全統一的法治支撐。

台灣中央社引述國安人士分析，未來台灣學者主張台灣不屬於中國，或外國政要公開支持台灣參與國際組織，都可能遭中方片面認定違法。

台灣陸委會副主委梁文傑批評，條文中「破壞民族團結進步、制造民族分裂行為」缺乏明確定義，提醒民眾赴陸要注意風險。

他並指出，即使沒有新法律，中共也可以用任何莫須有罪名加諸於人，人權工作者李明哲、八旗文化總編輯富察都是案例。「多了這部法律、少了這部法律，我們（台灣人）到中國大陸一樣都是有風險的，風險是一樣的。」

兩岸交流門檻更緊？

今年3月中國通過法例後，台灣陸委會隨即召集專家舉行座談會，討論法律對台影響。

陸委會引述不具名的專家指，以往中國策略是「反獨促統」，對於「台獨」有明顯定義，但新法例採取「非統即獨」的邏輯，不支援統一可被視為「台獨」。在這種壓力下，台灣民眾表態兩岸維持政治現狀的空間恐被沒收。未來兩岸交流活動，不排除民眾須先表明「支持統一」立場。

政治學者洪浦釗指出，「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第21條列明中國「深化兩岸各領域融合發展，增進台灣同胞對中華民族的歸屬感、認同感、榮譽感」，以及增強「同屬中華民族、同是中國人」的認識。

他分析，在這樣的法律架構下，凡是不符合這套政治論述的言論、交流活動或公共主張，都可能面臨更嚴格的政治解讀，未來中方很大可能將該法例作為推動兩岸交流的重要依據，活動是否符合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法律目標，成為中國衡量兩岸交流的重要標準。

洪浦釗直言：「台灣主張的『對等尊嚴、健康有序』，勢必面臨新的挑戰。」

反制外國「挺台灣」？

新法例亦引起外國政治人物憂慮「挺台」言行會否觸法。

日本自民黨籍東京都千代田區議員白川司在6月21日投稿商業雜誌《President》，指「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含域外適用條款，日本人表明支持台灣，理論上可能成為該法第63條的追究對象。

陸委會副主委梁文傑表示，其他國家的人或會憂慮因「挺台灣」而觸法。他舉例，早前有紐西蘭的議員訪台，隨即遭到中國制裁。

學者洪浦釗分析，這項法律本身具政治宣示與威嚇作用，中方希望支持台灣的國際人士在公開發言、參與交流或政治表態前，會多考量可能承受的政治成本。

他認為，與台灣互動密切的民主國家，例如日本、美國及歐洲國家的國會議員、地方民意代表、智庫學者、人權團體、NGO，以及長期參與台灣議題的研究機構，都可能成為中國法律宣示的對象，增加部分人士參與台灣相關活動時的政治顧慮，亦影響未來交流的意願與方式。

學者莊嘉穎表示，在新法例下，中國政府可以在任何地方，針對任何國籍人士。在其他國家眼裡，會視這種「境外執法」是干涉內政，暫時可以先觀察中國在境外執法的力度和範圍，以及外國是否接受，是讓它正常化，還是作出反制。

他相信，這個持續磨合過程，最終會影響中國境外執法的實際範圍，以及法律實質帶來多大的寒蟬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