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芯片出口额暴增110%，是否意味西方“封锁失败”？

“去年我国第一大出口产品为芯片。”前重庆市长黄奇帆在一场公开演讲的言论，在社交媒体上引起的反应几乎是即时的：“封锁失败”、“芯片逆袭”的叙事铺天盖地，仿佛一夜之间，被西方封堵的问题已经翻篇。

黄奇帆的话看似“惊人之语”，但不是空穴来风。

2026年5月，中国海关公布了一组数据：集成电路出口销售额355.5亿美元，同比暴增110.9%，集成电路在出口量和出口额上均成为最大出口商品。

但这个数字需要拆开来看。墨卡托中国研究所（MERICS）研究员张文怡（Wendy Chang）接受BBC中文采访，提出了一个精准的问题：“我们仍然有一种印象，也就是中国正受到美国的卡脖子或限制。为什么数据与这种认知之间会存在这种反差？”

深入拆解这组数字，或许能够找到答案。

价格幻觉

最直观的反差是：5月芯片出口金额翻了一倍多，出口芯片产品的数量却只增长了2.1%。

金额暴涨的推手不是产能跃升，而是存储芯片涨价，也就是手机、电脑里用来存数据的那类芯片。其中两种主力产品，用于临时运行程序的“内存芯片”（DRAM）合约价季度涨幅达90%至95%，用于长期存储的“闪存芯片”（NAND）涨70%至75%。

金融数据服务商Wind数据显示，一款主流内存芯片的合约均价，从2023年低点的约1.5美元，涨至2026年4月突破12美元，涨幅超过700%。

中国知名经济学家任泽平在其报告中，将此定义为“全球存储超级周期”，并认为存储芯片进入“史诗级涨价”，背后是AI算力需求拉动。存储芯片占中国芯片出口额的约65%，成为这轮增长的第一支柱。

专家张文怡也对此给出了明确判断：“出口额增长的最大驱动力，在于全球存储芯片的短缺，这导致了价格飙升。当全球领先企业将注意力转向用于AI的高端存储芯片时，中国本土的存储芯片制造商，得以增加了其内存和闪存产品的出口。”

换言之，全球存储巨头将产能优先转向AI所需的高端存储芯片，传统存储产品供给收紧、价格飙升，谁在出口存储芯片，谁的出口额就暴涨。

这不是中国独有的故事。韩国5月内存芯片出口额同样暴增369.8%。

所以，中国芯片出口数量微增，而由于全球芯片价格暴涨，使得整体出口销售额暴增 110%。

在中国制造 ≠ 由中国制造

即便剥离价格因素，出口数字里还藏着另一个容易忽略的问题：一部分“中国出口”的芯片，并非中国企业的产品，无法直接反映中国的芯片研发和生产能力。

张文怡点出这一关键因素：“出口总额，也包含了一些在华设有生产基地的外国存储器制造商的出口量。”

三星在西安的工厂生产了其全球约40%的闪存，SK海力士在无锡的工厂贡献了其30%至40%的内存产量，在大连的工厂（收购自英特尔）也在生产闪存。这些芯片从中国港口出关，海关统计里就是“中国出口”，但技术、设计专利和利润归属都是韩国企业的。

不仅如此，恩智浦、英飞凌等国际芯片公司也在通过中芯国际、华虹等中国代工厂，以技术授权或外包模式生产芯片。

海关数据无法区分“在中国制造”和“由中国制造”。这两个词的差别，恰恰是理解这组出口数字的第二个关键。

真实的进步与差距

如果排除价格效应和外资产能这两层，出口数字剩下的，是中国自主芯片产业真实的部分。

张文怡对此有清晰的判断：“中国在成熟制程芯片的供应链上投入了大量资金，以期实现自给自足。尽管这些芯片无法在AI数据中心直接用于数据处理，但它们的出口依然受到了整体AI经济的推动。”

她补充，中国在汽车芯片，以及数据中心内用于连接AI芯片的“光芯片”和“光模块”领域，占据了重要地位，“即便在无法获得EUV（极紫外光刻机）的情况下，它们都为中国的出口数据做出了贡献”。

数据印证了这一点。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SEMI）统计显示，中国芯片产能目前占全球25%，全球新增产能中77%来自中国，集中在28纳米及以上（属于精度较低但应用广泛的成熟制程），用于电源管理、汽车和消费电子的芯片。

到2030年，中国在成熟制程全球产能占比预计达52%。此外，上文提及的存储芯片也在快速突破，长鑫存储的内存全球份额已约8%，长江存储的闪存市占率超12%。

经济学家任泽平将这一趋势概括为“国产替代窗口已至”，认为中国芯片产业正“以成熟制程造血，反哺先进制程”，并判断国产GPU正从“能用”跨越到“好用又便宜”。

但另一面同样清晰。先进制程芯片，往往用于AI和高端计算的芯片，产能仍高度集中在台湾（155万片/月）和美国（84万片/月）。荷兰的设备商ASML公司在禁令后，未向中国出口任何一台EUV光刻机，这是制造7纳米以下先进芯片不可或缺的设备。

任泽平在其报告中坦承，7纳米及以下节点面临两大核心卡点：EUV光刻机获取受限，以及关键材料国产化仍在攻坚，“全自主产线尚未完全打通”。

禁令与反噬

芯片禁令对中国的产业发展的作用是复杂的：一方面限制了中国获取最先进的芯片制造设备；另一方面，是中国危机感深重，集中全力投入芯片产业。

英伟达执行长黄仁勋多次公开反对对华芯片出口管制，他的逻辑不见得是同情中国，而是算美国的账：中国拥有全球约50%的AI研究人员，如果这些人才继续在英伟达的技术生态上开发，美国的领先地位就能延续；一旦断供，他们就会转向国产方案，美国反而失去对全球一半AI创新的影响力。

黄仁勋直言，出口管制“给中国企业与政府带来了动力、资源与支持，反而加速了中国自主芯片产业的发展”。

英伟达在中国AI加速器市场的份额，已从高峰时的95%跌至接近零，黄仁勋承认，一个原本500亿美元的市场，如今对美国厂商“基本关闭”。

黄奇帆的言论也确认了黄仁勋的理论。他表示，美国的封锁推动了中国芯片企业在成熟制程芯片领域的制造能力，包括从光刻机、流片、芯片设计到封装测试的整个流程，成本比美国、欧洲、日本造的芯片低一半。

张文怡认为，中国已将半导体自给自足确立为首要任务，“这项政策不太可能发生改变”，中国将进一步加深对其自主“技术栈”的投入，“即运行在国产芯片上的AI模型，即便在短期内必须承受一些性能上的妥协。”

任泽平在其报告中表达了对长期趋势的乐观，他认为中国芯片有望复制新能源汽车和光伏的路径——“光伏从0到占全球产能90%，汽车从追赶到全球第一，中国AI追赶在路上”、“只要给机会，国产芯片将越用越强”。

那么中国与世界最先进水平的差距还有多远呢？华盛顿智库ITIF在2024年一份报告中评估，中国在“领先逻辑芯片的高产量制造”上，大约比以台积电为代表的全球龙头落后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