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放缓、“扫黑除恶”下中国民商事律师评估风险：“三年后会不会被重新定性?”

在一线城市执业近四年、主要代理民商事案件及行政案件的律师王哲琳记得，数年之前，在她实习的律所里面，一名执业多年的同行律师因诈骗罪而被捕。

“主要是知道他在一个案件代理的过程中，因为诈欺罪而被追究刑事责任。”她说，当时身边的人都感到惊讶，她也没想到，从事民商事案件代理会遭遇这样的后果。

公益机构亚洲律师网路（Asian Lawyers Network，ALN）在今年7月发表《中国民商事律师权益状况报告》，指出民商事律师因正常执业行为而被追究刑事责任，正在呈现上升趋势。

报告其中一名撰写人陆妙卿表示，随着中国当局于2018年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及今年7约宣布展开为期一年的深化工作，民商事律师对代理案件的风险考量也会更加明显。

“客户的案件是不是敏感，他的背景干不干净，这个案件在三年之后会不会被重新定性。”

法学博士、美国前律师协会法治计划中国主任虞平向BBC中文分析，中国经济面临多项挑战的环境下，民商事律师更容易因代理涉及经济纠纷的案件，而增加自身风险。

“大家都开始讨论这个案子会不会敏感”

王哲琳主要代理合同买卖、劳动争议、行政诉讼类型的案件，客户以中型企业为主。同时，她也有承接一些性别暴力相关的工作，也曾经代理过群体性诉讼案件。

尽管这些案件属于民事诉讼，但当中涉及一定的敏感性。

她说，目前业界开始更多讨论哪些案件属于“敏感案件”，而范围不一定与政治或维权有关。

比如因性骚扰洐生的“侵害人格权”或“侵害名誉权”等民事案件，若案件涉及实名举报的校园性骚扰，律师往往会认为案件较为敏感。

“大家都会觉得这种案子是比较敏感的…这个敏感意味着，这个案子它不能纳入所谓的正常法律途径去解决。”

她解释，就她个人曾代理的案件中，更多的时候，法官会倾向让当事人以私下调解的方式解决，“让原告撤诉，然后让这个案子不需要形成一个判决。”

此外，一些涉及社会稳定、经济影响、国家宏观调控、社会舆论度高的民事案件，也可能被视为敏感，包括部分校园性侵、性骚扰案件。

一些群体性诉讼可能尤其需要额外的程序安排，常见于农民工讨薪而提出的诉讼。“律协（律师协会）就有规定，这种群体诉讼就必须要去报备。”

王哲琳指，律所、律协、司法局等部门，都会对于这类型的案件特别关注。

除了个人的风险考量外，她还需要获得律所的同意、司法局的确认，才能代理这类型的案件。

“在代理这案子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特别的烦，就是你没有办法比较顺利的开展…会觉得这个执业还是比较受限的。”

她曾在代理这些案件后，经常会被司法局或当地政府找去谈话，“询问这个案子的情况”，而律所也会要求她定期汇报相关案件的进度及情况。

如果在一些行政案件中，被告一方是涉及政府或公安机关，“他们去找一些别的途径，会对你有些施压，这样的情现在也特别常见了。

据《中国民商事律师权益状况报告》指出，一些原本属于一般民商纠纷的案件，因涉及大型民营企业、网路平台、房地产、金融风险、群体性事件、涉外投资等因素，都可能被赋予不同程度的政治意义。

报告认为，案件是否敏感，不再只由法律性质决定，也与当事人身分、产业背景、舆论影响及政府治理目标等因素有关。

报告中举出的案例包括：广西律师冯波涉黑案，以及安徽律师吕先三因代理民间借贷纠纷而被控诈骗等。

从民事代理到刑事风险

执业近五年、主要代理民商事案件的律师李怡婷向BBC中文表示，近年来，一些民商事律师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都会在律师群体中引发关注。

其中，山东律师高丙芳代理“农民工讨薪”而被控虚假诉讼案，是她认为同行讨论度最高的案件之一。

“现在我们民商事律师面临的最高的风险，比如说有那种虚假诉讼罪，就等于是悬在我们民商事律师上面的一把利剑，”

高丙芳相关案情指，75名农民工的工资当时由包头工垫付，包头工聘请高丙芳为代理律师，以农民工名义起诉工程总承包商欠薪。

公诉人指控高丙芳授意另外两名被告捏造农民工未获工资的事实。高丙芳则坚称自己无罪，亦表示自己事前对于垫付工资并不知情。

2024年，山东法院一审宣判高丙芳虚假诉讼罪罪成，有期徒刑四年。她提出上诉后，2025年于二审宣判维持原判。案件中的另外两名被告包工头亦被判罪成，判处缓刑。案件当时引起了中国司法界的高度关注。

李怡婷解释，在代理案件的过程中，可能涉及当事人向律师隐暪关键信息的情况。即使律师本身并没有虚假诉讼或诈骗的意图，也可能面临刑事风险。

中国《刑法》规定，虚假诉讼罪的核心是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或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如果诉讼代理人与他人通谋、共同实施相关行为，也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

“扫黑除恶”下的代理风险

有份撰写《报告》、目前身在美国的公益律师陆妙卿表示，不少仍在中国执业的律师反映，对代理案件可能涉及刑事责任的担忧有所增加。

过去在中国执业多年的陆妙卿告诉BBC中文，自2018年中国当局实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始观察到一些民商事律师也开始被卷入刑事案件中。

中国官方表示，扫黑除恶是为了清除黑恶势力、维护社会安宁，并强调依法办案。

今年7月，官方宣布将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并称要严格依法办案，做到“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

《中国民商事律师权益状况报告》指出，长期以来，中国律师行业普遍认为，相较于刑事辩护律师或维权律师，民商事律师的风险较低，也是相对安全的执业群体，但随着一些民商事律师因代理案件被追究刑事责任，这种认知近年也正在发生变化。

其中一个备受关注的案件，是广西律师冯波涉黑案。

2012年至2015年期间，冯波担任桂林北京商会的法律法律顾问。商会会长刘强后来因涉黑等11项罪名，被判有期徒刑25年。

冯波于2022年被捕，2023年一审被判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诈欺罪和帮助伪造证据罪，判刑10年。

他提出上诉后，法院于2024年的二审判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他有参加以刘强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故撤销相关罪名；但诈骗罪及帮助伪造证据罪维持原判，刑期改为5年。

陆妙卿认为，这类案件令律师开始担心，自己与客户建立的正常法律委托关系，是否可能在客户日后被重新定性后，反过来成为追究律师责任的依据。

“这种事情在2018年扫黑除恶之前是几乎不可想像的。”

中国司法机关相关文件指出，定性的关键在于当事人是否有加入黑社会组织的主观意愿，以及是否明知并参与其违法犯罪活动；单纯受雇或提供一般服务并不当然构成犯罪。

在一线城市执业十多年的张浩然主要是代理民商事案件，在接受BBC中文访问时，表示在代理案件过程中，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意见、出谋划策是正常的执业行为。

他说，但在“扫黑除恶”的环境之下，代理律师受到当事人的波及而被追究刑事责任，可能带来寒蝉效应，“就是会怕，就是不敢，一定就是就会小心翼翼。”

因此，在选择代理案件之前，张浩然指自己会变得更加审慎，“肯定是要评估一下。”

李怡婷也认为，随着近年类似的案例有增加趋势，这也让她在代理案件时感到担忧。

“如果早知道有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肯定宁愿选择不接这个案件，也不愿意冒这种风险的，会有这种心理。”

面对经济下行，风险会否进一步扩大？

法学博士、美国前律师协会法治计划中国主任虞平表示，中国律师的风险边界持续扩张，源于在中国的语境下，政治体制的公权力与法治下保障个人利益的权力逻辑并不一致，会无可避免地产生衡突。

不论是刑事案件及民商事案件，“只要是跟权力有冲突的可能，那就会遭到打压，所以这个是个根本的问题。”虞平说。

虞平指，在经济下行的环境下，地方政府或会向当地的企业家寻求财政补贴，而企业律师在保护客户经济利益时，也可能因此与地方政府产生冲突。

“很多商业律师就是为企业家服务，就会受到被殃及，我觉得这种情况，相对来说是一个制度性问题，不是一个个案的问题。”

现年二十多岁，执业近三年、主要代理刑事案件的陈静认为，若执业律师的不安全感持续扩大，最终会影响民众获得高质量的法律服务。

“大家都会有所顾忌，我觉得可能会有点难去尽心尽力的提供法律服务。”

李静认为，只有当法治的大环境获得改善、律师协会真正为律师提供保障，以及相关部门依法办事，才会让整体风险减低，“那肯定我们的安全感都会提升。”

（为保护受访者身份与安全，王哲琳、李怡婷、张浩然、陈静均为化名。）